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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国际关系仅是“鸡犬之声相闻”?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20-09-10 11:14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记者秦超)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明确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12月,在中央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总明确提出了“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重要论断,清晰勾勒出了中国推进大数据战略的清晰框架,从国家宏观战略的高度,以大数据与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抓手,确保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最终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中国人民。由此,我国发展大数据开启了新的篇章。

  2018年6月2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首届UIBE大数据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和智库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大数据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大数据已成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一种新的工业血液和一种新的科技进步驱动力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强教授在致辞中解释说,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迈进的转折点,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数据体量的爆炸性增长和数据价值的释放,大数据正展现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国家信息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吕欣研究员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大数据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和提升政府监管水平的重要手段,不少国家已把大数据作为战略性资源来部署,争相出台大数据国家战略。我国自颁布和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来,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业已取得许多成就和积极进展。对于大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吕欣用“四新”和“四大”作了形象描述——“四新”表现是新资源、新动能、新思维、新手段;“四大”就是可以促进大创新、释放大红利、带动大产业、实现大转型。

  在开幕发言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面临三大变革:首先,结构和程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其次,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已非传统理论所能框定;再次,因果逻辑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策略也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正确认识今天的信息技术,正确认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给社会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把数据科学更好的融入到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此次论坛主要着眼于“数据如何变革”这一话题展开,所讨论议题不仅有前瞻性和跨学科交叉性,更具政策反思与理论重构之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推进大数据时代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进大数据技术在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深化应用。

  论坛第一场主要围绕“数据时代的社会变革、权力重构与学研究”而展开,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杂志执行主编陈志瑞教授指出,大数据没有好的大数据和坏的大数据之分,但人是复杂的,人的介入使数据变得复杂起来,大数据研究不光要讨论相关技术相关前沿,也要讨论道德和伦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陆刚教授指出,随着个人数据的积累和新的数据挖掘工具的发明,公民隐私面临重大风险。他建议,要加强立法、设立专门机构保障国家和公民的数据安全。清华大学学系助理研究员赵娟指出,互联网技术重塑着国家治理方式,网络问政是回应性政府制度的创新,通过网络数据的采集,政府可以精准定位公愿和诉求,实时诊断、及时化解矛盾和避免风险升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锋讲师基于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公民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党政部门的职责分布有着自己的认识,其中向省级政府诉求和向地市级诉求之间的相关度较大,面向地市级政府的诉求更容易得到回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晨指出,网络安全治理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当前传统的安全困境不断地向网络空间蔓延,国家网络安全治理要有创新意识,包括思维的创新、路径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海滨副教授指出,国家要通过立法手段构建数据安全体系,保障数据的流通性和开放性。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齐副教授指出,大数据时代,随着原有基础被侵蚀,国家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保持政府的公共性,维护个利不被侵害,防止权力滥用和垄断。

  论坛第二场主要讨论了“智慧外交与数据驱动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同济大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指出,外交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大数据地影响,因此外交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大数据,并且努力给出理论上的阐释。他解释说,大数据在外交的日益广泛使用,在丰富外交内涵外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侵蚀外交的国家属性。大数据在外交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可能打破外交体制封闭新,使得外交垂直性逐渐过渡到扁平。王存刚强调,大数据在外交层面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国家间的外交质量、扩展外交领域、变革外交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随着外交新媒体的出现将可能进一步侵蚀外交的国家属性,强化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漆海霞副教授在对大数据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大数据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比较少,未来大数据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应用、以及大数据应用到哪些领域有待观察。在她看来,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受大数据的影响很小,而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受大数据影响可能会逐步加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强调,大数据在两方面会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第一,海量的数据会方便学者检验既有假定;第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本身会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熊李力教授指出,大数据会对国家理性造成一定冲击,学者们需探讨大数据是否会弥补国家理性不足、纠正国家不理性行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丰教授认为,大数据并没有提供新的社会事实,同时缺乏比较可信的因果机制,另外数据同质性也存在问题,因此目前大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性。

  论坛第三场主要以案例展示为主,议题设定为“跨学科交叉研究:新视角、新模型与新方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首先发言,他认为人工智能能够为国家制定相关战略提供更加系统的战略评估,国际关系研究走向算法与数据新时代,前景是可能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陈雪飞副教授选取了美国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在中国的微博竞争状态进行研究,她发现通过微博数据可视化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俄公共外交的对抗性。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池志培以GDELT数据库为例,简要介绍了通过事件整理来衡量双边关系的可行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董祚壮讲师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应用讲解为例指出,通过分析网络的特征和适用性,可以了解到联盟的结构、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于冲突发生有何影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静副教授通过Google、twitter搜索数据分析了上海全球城市国际形象传播的效果,发现上海形象传播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应该转变建设上海全球城市国际形象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青岭教授指出,数据分析是对现实生活高度的抽象和模拟,他构造了一个数据冲突模型,通过文本情绪和文本频次的分析预测了英国恐怖袭击概率。

  论坛第四场主要讨论了“科学研究中的技术应用与数据伦理”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徐龙第指出,无人机、杀人机器人或者致命性武器系统提供了新的战争手段,但是这些武器难以区分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应立法加以限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三大研究:解释性研究、规范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但在运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时要注意三个平衡:其一,战略和策略的平衡;其二,解释和预测的平衡;其三,了解和引导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海洋指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目前需要把超级数据平台如BAT、Facebook等纳入到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视野,超级数据平台虽然有传统的权力筹码,例如资本、知识霸权等等,但是它倾向于用新的权力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檀有志教授指出,当前大国外交智能化有ABCD四大趋势,分别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数据应用本身应有一个边界,外交智能化过程应对数据应用本身保持警惕。

  最后,在总结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表示,大数据不仅正在改变着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同时也在改变着结构和运行的本体存在。此次论坛话题多元、内容丰富,期待在大家的共同推动下,大数据能够与学和国际关系走向深度结合,为学科建设提供新的知识基础和开辟新的知识增长点、为外交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新的思想启迪和问题解决方案。

  习总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关于扶贫开发本质、阶段、重点、方略、动力和制度等论述,简称本质论、阶段论、重点论、方略论、动力论和制度论。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上合组织应抓住抗疫和经济重建的重要契机,逆势而上,蜕变升级。

  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以这次事件为例,面向海外用户群体的TikTok是否需要并且可以获取字节跳动在中国的用户隐私数据?从字节跳动的公开回复和技术逻辑的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文”成为了中国知识之“体”,中国学问之“基”——这就是“中文”固有之“道”,是近百年来“旧中文”学科越来越忽略之“道”。因而,也应是“新中文”学科应该重拾之“道”。

  我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

  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和发展趋势,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核心不会变。我们需要眼光向前,放眼未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高科技成为疫情防控的一支特殊而又关键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要将广东、浙江等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和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结合实际、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受到考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法律的实施会面临很多复杂情况,需要充分发挥执法者的才智。每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规律,应对措施不仅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还要符合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律,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疫情是否为在线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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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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