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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给社会底层人伸冤的渠道

   记者:admin    上传时间:2019-10-02 10:42    已有 人阅读了该文章

  社会下层威胁公共安全,“报复”社会泄愤,恰恰就是由别人的一些行为引发的,而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无力改变,于是只能用暴力来作出反应。

  在9月1号全国中小学开学第一天,一个叫陈严富的农民工冲进了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穷凶极恶地砍杀学生和老师。

  其实陈严富这类社会下层的行为,已经不让我们陌生。在他之前,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等人烧公交车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在这段时间,诸如司机囚禁女大学生之类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让我们陌生,但行为逻辑却很陌生。我想说,社会上层的利益诉求,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但社会下层的遭遇,却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些人的行为相当可恨,而且很贱,但并不是谴责一下就完事了。

  以陈严富为例。媒体的报道告诉我们,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据说,他女儿没有完成暑假作业,老师就不让他女儿报名,为此,陈严富求了老师四次,差点跪下了,但老师就是不答应。于是,看似合理的推测是,他爆发了,冲进学校砍杀师生进行报复、泄愤。

  作为心理分析家,我必须指出,这种推测是错误的。陈严富跑到学校砍杀师生,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女儿上学被拒(如果这是真的,我怀疑这只是一个诱因。而最大的诱因,或者说心理背景是人生失败),否则,他不会马上砍了人就跳楼!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是,他跳楼是一个疑点。砍了人后,无论是否遭到围堵,马上就跳楼,只有两种解释:畏罪或早就抱着必死的心,砍人只是前的程序。畏罪从心理上是绝无可能的,当时他尚处在由愤怒所支撑起来的心理背景中,不会有负罪感,如果有就无法对小孩下手了。所以,唯一的解释是,杀人是前的程序。

  换句话说,他早就想死了,早就想像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之流拉人垫背了,女儿上学被拒提供了刺激性的机会。

  媒体的后续报道披露,陈严富初中时成绩不错,但无钱继续读书,打工后不顾实力6年前在县城买了房,欠了一债,收入不稳定,今年5月份在打工路上骑摩托车摔伤,导致胳膊粉碎性骨折。于是,一切都很清楚了。他成了一个失意者,拉人垫背、报复社会泄愤是迟早的事。

  这并不是说,因为老师拒绝其女儿上学,不是他砍人的主要原因或全部诱因就没有问题。社会下层威胁公共安全,“报复”社会泄愤,恰恰就是由别人的一些行为引发的,而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无力改变,于是只能用暴力来作出反应。这方面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举例子、列数据来说明已经没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问一下,老师有什么权力可以因为一个小学生的成绩不好,就不让她接受义务教育?这是违法的。而违法的行为还做,只能从现在的教育体制,以及老师这类人在社会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的位置上去寻找解释。

  从名利上来说,我们承认,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有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自己的班里,也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让一个成绩差的学生来拖自己的后腿。问题是,这会让人,会让人缺失教育应有的爱,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其对学生权利的剥夺,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伤害,以及引发伤害。

  另外,虽然自己也是“民众”中的一员,可教师相对于家长来说,由于掌握教育资源的一定分配权,也具有“合法伤害力”,可能已经缺失了这种正常的人性状态: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他人平等的、能够理解别人痛苦的人。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利益食物链上的“觅食动物”,以及心理食物链上的“心理动物”来对他人作出反应。

  有的制度和的人,对身处社会下层者者的伤害自然无处不在。虽然很多伤害非常生活化,甚至只是伤害到下层的心理,但在本来就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下层那儿,无异于天翻地覆。

  所以,虽然我非常鄙视和痛恨社会下层残害无辜的行为,但替他们想一下:当面对不公平对待,当面对社会上很多人对下层的羞辱,当他们无法接受既由自己造成,制度可能也有一份责任的处境,他们还能做什么?

  中国的社会演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阶层洗牌已经完成,社会下层被嵌入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下端,在利益上和心理上只能被人吃掉。穷,不仅意味着要遭受制度的、社会的排斥,以及被人瞧不起,同时,还要被诱导去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排序,想要过得好,不顾实力也要买房之类。这个背景,使社会下层成为失败者,他们的不认命、心理不平衡又使自己成为失意者。

  这打开了公共安全受威胁的大门。当社会下层没有机会去和这个社会的中上层平等对话,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当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却又得不到制度和法律的救济,当他们因为自己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遭受到排斥、羞辱--也就是说,当这个社会,根本就不给他们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他们就倾向于攻击、“报复”这个社会。

  当然,社会下层是一群卑怯的经验动物,以他们的智力和心理模式,只会把和自己差不多命运,或者在生活空间上可能会和自己相遇、有交集的人认为就是自己所要报复的“社会”。这也是我认为他们非常贱和可恶的地方。但那些导致他们这样做的人,能逃得过道德上的责任么?

  在中国,出了什么事,“社会”,民众总是要先挡的,因为他们防御伤害的能力最弱,最容易暴露在来自下层的暴徒的枪口之下。但如果再继续飞一会儿,挡的人,恐怕就不仅仅是普通民众了。

  公众要追问的不仅是辅警何以能让失足女屈从,更是辅警群体始终处于地方管理边缘,虽然是“临时工”却拥有不小执法权,如何对其加以制约需更多的反思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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